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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人民性的历史考察

2021-11-28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辑:刘颖

20世纪的中国现代美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起步,并在急剧动荡、灾难深重的社会背景中变革、演进。美术先辈们以跨文化的视野从古今中西比较中来探寻中国美术的民族性与现代化道路。同时,经过“五四”洗礼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美术家往往身肩启蒙和救亡重任,在他们改良抑或革命的文化、政治实践中无不渗透着深刻的民族、国家、国民的意识,从而使作为文化表征的美术也承载了空前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热情,“人民性”“大众化”成为区别美术古今之变的最显著特征。美术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突显为现代美术核心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内涵。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倡导平民教育,美术人民性体现在对平民的美育启蒙上。蔡元培首先扛起美育大旗,在北京大学亲自设立文学、音乐、书法、画法研究会,而且任教育总长时设社会教育司。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既包括学校美育又包括社会美育,是全民的美术教育,目的是让“不论哪一种人,都时时刻刻有接触美术的机会”。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影响了鲁迅、林风眠等人。鲁迅就充分认识到唯文艺能够改变人的精神,积极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推进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化运动。他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主讲夏期美术讲演会、筹办全国儿童美术展览等,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向社会推广美术。林风眠在“五四”运动发生时正好赴法留学,归国时已错过文化运动的时代,但林风眠笃行蔡元培美育理想,以艺术斗士的精神竭力推广民众艺术化运动,在国立北平艺专举办艺术大会,大会提出“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的口号,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民主精神。在林风眠看来,他这样做是在补“五四”的课,寄希望以民众美育培养现代精神人格。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上海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胡风等等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阶级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把文艺看作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阶级社会不存在超阶级的艺术,艺术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反映,革命美术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争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美术运动只有与政治革命相结合才能起到变革社会的作用。1930年左翼文联和左翼美联相继成立,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在其执委决议中明确规定,文艺大众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并具体规定了大众化路线方针,诸如运动和组织的大众化、作品与批评的大众化、作者生活的大众化,随后文艺界掀起声势浩大的大众化论争。通过论争在理论上明确了大众化的性质、任务,辩证解决了美术与大众的关系、连环图画的改造、革命的政治宣传和艺术向更高方向发展等问题,也在实践上把普罗美术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鲁迅在这次论争中不仅为连环画辩护,肯定连环画的大众性、艺术性价值,还亲自倡导了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江丰、力群、李桦、黄新波、刘岘等木刻青年将视角对准劳苦大众和城市无产者,表现他们的苦难与抗争,史无前例地将美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使新兴木刻从一诞生就跳动着革命的脉搏。

1940年代前后,革命文艺和鲁迅的大众教育思想在中共政权领导下的延安得到广泛深入的实践。特别是毛泽东通过《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文艺民族形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等重要思想,为新文化指明了方向。毛泽东从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核心观念出发,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这个原则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创作与生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同时又辩证揭示出文艺创作客观规律,要求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源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正是由于有了明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居于主导地位,艺术为人民在延安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和实施。美术家在民族救亡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实际接触体验了现实生活和大众情感,思想感情和创作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为人民成为文艺界普遍自觉的吁求。在延安,美术家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有木刻工作团深入前线进行宣传;有下乡从事直接的群众工作,从农民的生活中获取切身的体验,从中汲取素材和灵感;也有学习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新年画的普及运动。美术家通过木刻、连环画、新年画等大众美术形式深刻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也完成了自身思想感情和立场的改造和蜕变。可以说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根本价值诉求就在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美术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人民性的体现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的利益、表现人民最终服务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美术进入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正如周扬在第一届文代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即使我们仅仅描画了他们的轮廓,甚至不完全的轮廓,也将比让他们湮没无闻,不留片鳞半爪,要少受历史的责备。”表现各行各业英雄劳模和先进人物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精神世界,赞美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反映社会变革和讴歌时代进步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的主流。美术学院、画院、美术家协会、美术馆、美术出版体制的建立从组织和制度上保障了新中国美术的创作、教学、出版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民性得到贯彻和实现。1956年,毛泽东总结吸取国内外科学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又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经过党的“八大”把它确定为党指导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补充,在坚持政治文化一元论的基础上,正确反映了文艺事业发展规律的要求,体现出对艺术劳动的尊重,为繁荣文艺创造了民主的条件,在美术中直接影响了对不同形式风格的审美追求,掀起美术界关于“风格”的热烈探讨。可惜这样的局面不久就受到“左”的干扰,创作民主与多样化表达被脸谱化、公式化的“文革”美术所取代。

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界迎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党中央总结科学文化事业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对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行了创新表述和理论深化。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祝辞中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和动力的观点,做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拥有文艺的所有权、支配权、享用权、评判权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这一表述纠正了“文革”文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歪曲,重新回到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正确轨道。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就美术而言,其人民性的表现主要是指:美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更加注重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注重对人的现实关怀。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就是人民的文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只有那些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经典作品才能传之久远。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构建了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体系,为美术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涌现出一批讴歌时代楷模,反映建设成就以及人民生活新貌的美术作品,再次证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回顾美术“人民性”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其背后深厚的社会政治动因,现代美术的本质是美术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美术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本质是意识形态问题,所谓题材和形式以及创作观念都是这一核心问题的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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